1975年10月底，鹅公坪来了一大群河南人，十来部驴车，53个人。驴车从春婶叽家门口排到家胜师傅家门口，他们竟然就不走了。

他们应该是走了一个通宵，看到鹅公坪这块风水宝地就停下来了。这块大坪有一点点像他们北方的平原吧，秧冲中学和秧冲供销社肯定让他们惊艳了吧。他们一大早开始把驴分成两拨，一拨放在连山塘喝水，一拨放在面公塘喝水，喝得那个痛快呵!我们这些放牛的、拾狗粪的，赶紧掉头回家禀报父母，说来了好多好多的外地人，不得了啦。然后，他们就在供销社东边的坪上，拿出铡刀铡草料，一堆一堆放在每一棵苦楝树下面，把驴子牵过来固定到树干下吃草料。队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出来了，大感惊讶。

正是收割晚稻的季节，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朱来新队长就开始交涉，问他们是哪里来的?问他们想干什么?基本上是鸡和鸭讲，来新队长脸红脖子粗地说，“只听懂河南两个字，我就不相信了，他们难道是河南来的，几千里路呵，走哒会走死。”他手一摊，你们到底要怎么办啦?一个老成持重的河南人，就拿出他们大队、公社两级的讨米介绍信，上面竟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国分忧，自力更生”的字样，有大红公章。来新懵懂了，就问老队长锡福先生的主意，锡福先生老谋深算，说:“这个事情很麻烦，搞不清来路也搞不清去路，话也听不懂，话听不懂还好办，叫秧冲中学会讲普通话的老师就搞定了，关键是这个公文这个公章是不是真的，俺老师觉得要到大队去求证到公社去求证，才搞得清楚。俺老师就只能讲这么多了，你看着办吧。”来新一跺脚，“锡福先生你直接告诉我到大队到公社好不好?要出工了嘞。请你老人家派工，我现在就到大队去，到公社去。”锡福先生就讲你的铁哨子给我撒。

锡福老队长重温了他的队长梦。他神气活现地派工，百多亩田、几十块地都在他心中，哪几个踩打稻机，哪几个递禾，哪几个割稻，哪一个出桶，严丝合缝;今天从哪丘田开始，到哪丘田结束，都按照插秧时的顺序;哪两个用龙骨大水车，哪一个用手柄水车，具体到人……派工一组，他就吹铁口哨催一组，丝丝入扣。派工完毕，他就背着手在鹅公坪各个做工的现场逡巡，谁做得不到位，他就指导一番。来新队长从大队走到包家堂，来回也就个多小时，但快两个小时了还没回来，锡福先生就讲“鹅公坪有麻烦了。”又过一个小时，锡福先生就讲“鹅公坪有大麻烦了。”中饭吃过了，来新还没回来，锡福先生就慌了。

大概下午三点多，来新终于回来了，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七八个干部。

锡福先生拿着这个铁哨子，就像拿着烫手的山芋，利利索索把铁哨子还给来新，“来新队长，现在怎么办?”来新说，“你老人家找各家各户来个当家的，我去找那个有讨米公文的河南人，到同新主任家开会。”

四点钟正式开会。同新叔叽的大堂屋坐得水泄不通，大队彭如凤书记一一介绍领导，有龙田区的副区长，有公社王喜顺书记，有信用社王同新主任等七八个人，然后，请王喜顺书记作重要讲话，大体意思是，一、来到鹅公坪的这些河南人民，是我们的血肉兄弟，他们受难受灾了，中央很重视，湖南省委很重视，双峰县委很重视，龙田区委很重视，因此，柘塘公社党委必须重视，秧冲大队要更加重视。二、向河南人民表个态，你们既然看中了鹅公坪这块风水宝地，就饿不死你们，我们公社会发个通知，见河南的人民讨米就直接给一升，我们有二十三个大队，你们分头讨米，不要五十几个人一起讨，行不行?那个拿着公文和公章的河南人就举手，说听不懂。喜顺书记就说，不好意思，我带了播音员来了，她会讲普通话。播音员一复述，河南人连连点头。三、给鹅公坪乡亲一个要求，不准欺负河南人民，谁欺负河南人民，我们就开万人批判大会批斗他，哪个人没有饿过肚子，哪个人没有病痛，你们要将心比心，何况公社对鹅公坪乡亲有优惠措施，一个月每家只捐一升米，算个球?播音员复述一遍，河南人说湖南人民仁义。四、同新同志高风亮节，已向县委区委公社保证做好河南人民的安置工作，我们完全相信他的能力和水平，你们一切听从同新同志的安排。播音员又复述了一遍，同新叔叽就和那位河南老乡亲切握手。最后，龙田区副区长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会就散了，不到一个小时。

留下来的干部就只有同新叔叽。同新叔叽双手抱着自己的头不断地捋头发，捋了十来分钟，就站起来，对来新哥讲，你去秧冲中学找个会讲普通话的老师来，然后带着那个有公文的河南人来，我去看个现场，我们在供销社的坪里会合。

同新叔叽从春婶叽家门口数起，数到家胜师傅门前，驴车总共有十三部。他蹲在供销社的地坪上，默了一会神。来新哥带着两个人过来后，他已胸有成竹。

同新叔叽讲，先把十三部驴车寄到供销社的院子里，只有供销社的院子里有铁门上锁。他指着河南人问，经秋娥老师一翻译，河南人同意。

同新叔叽指着驴车上的被窝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继续问，你们分几个屋场住?你们的驴子怎么养?你们在哪里吃饭?……问了好多好多个问题，秋娥老师向河南人一个一个求证，然后转达给同新叔叽，很简单，就住在同新叔叽家里，驴子就放在聂家屋场和供销社东边地坪里养，吃饭也在同新叔叽家里做，同新叔叽差点晕倒。河南人看到这场面，就要秋娥老师强调，不会给同新叔叽一家添太大麻烦。

同新叔叽哭丧着脸，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说:“妈得了呵，五十三个人，我那里怎么住得下呵，我还有老娘啦……”来新队长咬咬牙说，“我把我家的堂屋清出来，你不急。”同新叔叽横下一条心，就领着背着被包、提着日用品的五十三个河南人到他家去了。

同新叔叽说实在住不下了，分到几个屋场好不好呵?河南老乡你进来看看。

河南老乡摇手，坚决不进门。然后，震撼人心的场面就出现了。

同新叔叽的堂屋门与我伯伯家的堂屋门对应，中间是一块四五十米的地坪，残破的青石板古驿道就在他家门口穿过。同新叔叽家有九口人，西边一排横三间，靠南的一间是同新叔叽夫妇住;六奶奶还在，六奶奶带着两个孙子住中间房;四姐妹住靠北的前房。向东延展，就是南北通透的厨房、大堂屋和侧屋。主屋和牛栏、猪栏、柴屋、茅厕隔一道沟，靠着南边的马路。

同新叔叽请河南老乡进屋，河南老乡坚决拒绝。就看到十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在屋檐下面的台阶上开始铺塑料薄膜，薄膜上铺草席子，草席子上放被窝。十来张草席子铺下去，就恰好把同新叔叽的屋檐底下排满，只留下西边的前房门和堂屋门进出。

同新叔叽一看这个阵势，眼眶就湿润了。颤颤巍巍地提出三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一个家族的?

大哥，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我们亲兄弟姐妹七个，生了二十九个子女;堂兄弟姐妹九个，生了四十多个子女。老人家都没来，没满十岁的也没来，靠政府救济。

我刚刚才知道你们那边发了水灾，你们哪一天起程的?

发大水，死了好多好多人，老天照顾，我家住在岗上。8月18日起程的。

你们一直睡在屋檐下?十来张草席睡不下呵。

大哥，你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一直睡屋檐下。晚上驴子要几个人看护。

同新叔叽默默地进屋了。

第二天一大早，同新叔叽看到屋檐下已经干干净净，两个大嫂在侧屋的屋檐下用几块土砖架起了一口大锅煮饭，两个小伙子牵着驴子在面公塘喝水刷毛，塘基上有三个十来多的小孩背着柴火正走过来。同新叔叽问两个小伙子，其他的人呢?小伙子指着供销社那边伸出三个指头。再问，其他人呢?小伙子回答:找工，讨米。

按公社的要求，同新叔叽在家观察河南人五天，看需要解决什么困难?不到三天他就心里有谱了。他给公社领导讲了四条，第一条，他们真的不添麻烦，没有一个人进了我的屋，请都请不进，素质很高。第二条，他们讨米都从远处讨起，他们聪明呵，去讨米的都是黄皮寡瘦的堂客和小孩，不像罗富生算命从近处算起，老了差一点就回不来了。第三条，他们真的吃得苦耐得劳，那些男的到处找工做，哪家哪户要担煤炭，哪家哪户要起新屋，走马街到梅山坪要修条机耕路，他们都门清，当地人做一天一块钱，他们只要6毛钱包饭，就这么几天，五六个小伙子就找到工了，领导你们想，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公文上讲的“自力更生，为国分忧”呵。第四条，讲给领导你们不会信呵，我不知道他们五十多个人在哪里屙屎屙尿呵，到昨日才知道，他们早晨五点半之前就偷偷地屙了呢，那个河南老乡忸忸怩怩问我粪缸快满了，怎么办?我说交给队上还有工分嘞。

喜顺书记一脸沉重，说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同新叔叽就讲，“有困难，二十几条驴子要吃稻草呵要吃糠饼呵，我们生产队负担不起呵。”书记立马写了一个条子，“鹅公坪周边生产队:每个月支援更古生产队一大板车稻草，一百斤糠饼。王喜顺手书”。同新叔叽喜饱了，说“我拿到这个尚方宝剑，什么困难都没有了。”

阳历年底，同新叔叽终于把所有河南老乡请到堂屋和侧屋里打地铺了。还有五六个小伙子就住在牛栏顶棚的稻草堆里，这是河清哥哥昨天告诉我的。

除夕夜，王喜顺书记带着七八个干部慰问了河南老乡，提了一大坛烧酒，提了三十斤肉，在同新叔叽的堂屋里摆了八桌。干部们只给河南老乡夹肉，只给河南老乡敬酒，自己只吃蔬菜。

清明节的第二天，王梅娟告诉我，昨晚那些河南人在偷偷地哭。

1976年5月中旬，青黄不接的日子快过去了，河南老乡一夜间就消失了。六奶奶在我家坐了一下午，一直在流眼泪，她说他们家准备的东西，河南人都没带走。

“1975年8月8日凌晨1点30分，由于超强台风莲娜导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漫溢垮坝，六亿多立方洪水，五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由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中这样描述这次灾难:‘超过2.6万人遇难，倒塌房屋596万间，1100万人受灾，1700万亩农田被淹’。”我搜索出这段文字，问河清哥，在你家住了大半年的那几十个河南人是不是1975年发大水来逃荒的?河清哥说是的呵;是不是驻马店的水库垮坝了呵，河清哥说是驻马店，确实是驻马店。

我永远记得讨米公文，永远记得六奶奶和同新叔叽母子俩的善心。

我永远记得，春风怒号中的鹅公坪，竟然在一周内生了三只小驴儿。

我永远记得，我家地坪上的驴粪蛋儿，一点也不臭。“驴粪蛋，面儿光，里面全把渣草装”的童谣，从河南人的口里哼出来，我很快就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文章节选自《鹅公坪》，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