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紫藤庐，是因为龙应台的一篇文章。

1997年，陈水扁主政台北市府期间，曾力主将这个源于公产的私人茶馆收归市府重新规划，从而导致这个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具有某种“自由灯塔”标识的民宅有可能被推倒重建（或许，陈水扁此举，并非党派之争，而是基于法律依据与程序正义）。于是，龙应台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的文章，在台湾各界引起轩然大波，并将有关紫藤庐存废问题的讨论由知识界延烧到社会，最终，这场由文艺界、知识界乃至政界、民间人士联合参与的“抢救”行动，经由法律程序将“紫藤庐”列为市定古迹，并指定仍由“茶馆”主人周渝个人及其团队日常经营，使之成为“活的古迹”典范，并俨然成为台北乃至于台湾的一个文化地标。

而我因一些机缘巧合，与周渝相识并曾数度参访“紫藤庐”，便对这些围绕“茶馆”而展开的堪称台湾另类民国史的人与事有了许多大陆人并不知晓的探寻和了解。

认识周渝，是源于2005年深圳的一次缘于“茶”的朋友小聚。那时，我在深圳东部华侨城任职，在规划建设中，原有的三洲田茶园得以保留，“茶园”也就成为项目建设初期接待客人的重要基地，时有政界、商界及茶界的朋友来三洲田品茶论道，周渝便是其中难得一见的台湾茶友。

周渝是湖南人，4岁时随父迁台，他痴迷于茶文化与古茶收藏，据说是台湾收藏普洱老茶最多的茶商。那次，带他来茶园一聚的是老朋友侯军（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言谈中，得知周渝即是“紫藤庐”的主人，我一时兴奋莫名，相约访台时，一定到“紫藤庐”聚聚。

后来，我又得知深交已久的茶人兼文化人李亚夫也与周渝交往颇深，这也算是“亲上加亲”了。于是，若干年后首次抵达台湾，首选的参观点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紫藤庐”。

与周渝在台北把“茶”言欢，谈古论今，便成了我此次台湾行最难忘的印象和最深刻的记忆。

紫藤庐位于台北大安区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是一栋日式老宅，建于1920年代，因庭院中有三棵老紫藤蔓生屋檐而得名。1950年，时任国民政府关务署署长的周德伟一家七口搬到了这里，周家由此成为“紫藤庐”的主人。

周渝就是周德伟的幼子，而周德伟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风云人物——这种“风云”因其思想与政见与国共两党都抵触颇深而被有意淡化与掩饰，他在海峡两岸都曾经鲜为人知，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及主导的经济实务与思想洞见都远超他的名声及影响，堪称一个可与晚清郭嵩焘媲美“睁开眼晴看世界”的不世之才。

周德伟（1902-1986），字子若，湖南长沙人。他的人生经历有三个不同寻常之处。

一是他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因同乡兼同学邓中夏的引荐，曾应邀参与李大钊主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但随后退出，并终其一生始终对“五四”以来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思潮保持距离与警惕。李大钊曾因此感慨“失去了一个人才”。

二是他曾留学英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就读时，曾师从哈耶克，是哈氏门下极为少见的华裔弟子。他也结合儒学传统、紫藤庐沙龙以及其参与的政策制定，继承与传播了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与政治学说，还在政务繁忙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巨著《自由宪章》，可说是最早系统引介哈耶克思想到中文世界的“第一人”。

三是他曾任国民政府的高官，入台后因主持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海关业务的实操，对台湾“经济起飞”攸关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外汇贸易改革有着突出而关键的贡献，但他对蒋介石的专制与独裁始终不予认同，从而成为蒋氏政权中极为罕见的“不同调”的另类官员，他的“紫藤庐”居所因成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沙龙及“异见者”的聚散地，既是所谓“戒严”时期的一块“自由空间”，被视为“自由堡垒”，又常年被特务监视、盯梢，被时人谓之为“是非之地”。

周德伟晚年移居美国之后，曾写过一本《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的自传，这本回忆录虽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最终完成，仅写至抗战爆发、返国任教湖南大学经济系为止，未能涵盖后来的台湾岁月（包括紫藤庐沙龙、关务署长任内、翻译哈耶克《自由宪章》等重要经历），但仍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民国史料，提供了不同于两岸官方党史的个人视角与“点滴真相”，可说是一部另类的民国史。

而这本自传未曾提及的台湾岁月，则是围绕着“紫藤庐”这幢建筑而展开的，作为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信徒，周德伟将自宅打造成文化沙龙，定期邀请台大为中心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聚会讨论时政与学术，那些曾在台湾“戒严”时期奋力抗争且影响深远的一众学者（年长者如殷海光、夏道平、张佛泉、徐道邻等，年轻者如李敖、陈鼓应、林毓生、张灏等）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间时常被特务监视、监听的小屋，谈天说地，评时论政，传播自由，呼唤民主……

这里所构建的有关时代、人物、事件、命运的酸甜苦辣及悲欢离合，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台北在地的“另类”民国史。

周渝曾撰文回忆其童年的生活景象：“我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痴痴地倾听着父亲用热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对前来探访的朋友、教授或大学生们，纵横谈论国家大事、历史教训或是艰深的学术哲理……那是白色恐怖加上教育与学术、文化层面上严加控制的一九五O年代”。

他还写道：“客厅与饭桌气氛并非总是令人陶醉，父亲有时会陷入一个恶劣的情绪中，他经常开口大骂蒋介石，在他的湖南口音中，我听起来像是说＇蒋该死＇。他还痛责当时政坛中的某些大官僚和民代，并常为当时某些特殊的政经政策的幼稚无知或背后的卑鄙动机而气愤不已。”

我还在其它的有关“紫藤庐”的文章及回忆中，读到许多有关周德伟与殷海光、夏道平等人的交往细节，令人感慨万千并油然而生一种难以言状的向往与敬佩。

作为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周德伟在沙龙里谈论的最多话题，便是主导介绍哈耶克的奥派观点，强调市场经济、法治，反对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从1951年起，周在沙龙聚会时不断提及哈耶克，并将《通往奴役之路》的原版交给殷海光，强烈建议其翻译。随后，殷遂于1953-1954年在《自由中国》连载该书的译文，并由此转为哈耶克思想的忠实信徒及在台湾中文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传播者。

与夏道平的深度交往也是基于对哈耶克思想的敬仰与热爱。在周德伟的影响下，夏从一个政论时评家将重心转向了奥派经济思想的传播，尤其推崇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理性的自由主义”，他著有《自由经济的思想》等文集，其对政经关系的深刻阐述，对台湾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思想启蒙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殷海光和夏道平都被视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大师”，都是台湾早期“戒严”时期的两支“健笔”，他们曾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阵地，持续批判威权统治，倡导民主、法治、科学、理性与个人自由，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化进程贡献良多，可谓居功至伟。但殷、夏二人都视“紫藤庐”为精神家园，视周德伟为良师益友，可见“紫藤庐”及其主人的思想地位和对时代的穿透力、影响力。

我通过相关的文献发现，所有人当中，殷海光去“紫藤庐”的次数最勤，除了周、殷二人意气相投之外，住宅邻近也是原因之一，殷宅位于“紫藤庐”附近的温州街一带，两处步行仅需10分钟左右。

殷海光故居于2003年也被辟为市定古迹（宅第类），这里属于台大教授宿舍群区，是一栋典型日式木造平房（仅一层），虽规制不如紫藤庐宏大，但温馨可人，绿意盎然，实为居家的好住处。殷在此处前后住了13年，直至患胃癌病逝（享年50岁）。这是他后半生教学、著述、沉思、写作的生活场所，也是其遭受政治整肃（无法正常授课、著作遭禁、长期被监视）的逆境见证。

当我徜徉于殷宅左顾右盼时，看到此时已被打入“另册”的大教授亲手兴建的那些水池、水沟、假山与亲植的树木花卉，看到庭院里满树的繁花与绿意，看到所展示的书信、手稿与影像资料时，心中还是有几分愕然和触动。

我所愕然的是，尽管身处“白色恐怖”的漩涡中，尽管其被整肃而无法正常发声（不准授课与发表作品），但此时的殷海光，其日常的起居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看来，此时偏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虽然实行特务统治与铁腕治理，但对极富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顶级精英（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尽管对其“出格”的“不合作”恨之入骨，却还手下留情，对胡适如此，对周德伟如此，对殷海光亦如此……其中的缘由，或许有时下台湾所面临的美国政治文明的压力和影响，也或许要用其所长、择其所能，甚至还或许老蒋其人对待文化精英还确有一点“容人”的雅量与“安抚”的算计。

这就是人的多面性：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还有一面是难以参透的模糊性。

“紫藤庐”也是一个多面体，建筑是日式的风格，陈设有哈耶克的著作，室内装饰则极富中国味道，尤其是悬挂其内的众多匾额与对联，多出名家之手，其中那幅隶书体的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春秋”格外引人注目。

这幅对联，表达了周德伟的人生信念与处世宣言：仅靠文章不能改变世界；真正的功业，不该只是写进历史，更应写在现实中。

这是湖湘文化的字字锥心，也是书生报国的一腔热血，更是“紫藤庐”的精神写照。

从其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来看，周德伟实践了宣言所指——他，不仅是激扬文字的一介书生，更是社会进步的时代推手。

“紫藤庐”写尽了这个书生、才子、另类官员、时代先知的人生追求，这份追求也写进了“紫藤庐”这部“另类”的民国史。

历史也将记住：“紫藤庐”里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风和雨、人与事……